早上，群增老人給我打來電話：“我已經(jīng)寫到16萬字了，今天真高興呀！” 

　　今年75歲的群增，出生在西藏芒康縣一戶農(nóng)家，同事稱其為“老群”，顯得親切、隨意。他20歲離開家鄉(xiāng)到拉薩上學工作，從此再沒有離開拉薩。 

　　我翻開他的個人影集，看到他由于工作關系，跟王富洲、貢布、鄧亞萍、章子怡、朱玲、王勇峰等文體明星的合影“比比皆是”。 

　　退休多年后，他想到寫一本“回憶錄”，作為給自己和新中國的生日禮物，這個想法讓他激動不已。 

　　當然，想寫回憶錄，不是因為他跟那么多明星有工作交集，天生具備素材優(yōu)勢，而是由他的人生經(jīng)歷所決定和驅使的。 

　　在群增出生的那個年代，家里非常貧困，按照那個年代的“慣常”，他只有跟同樣窮困的父輩一樣上山放羊、勉強度日的“命”。但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徹底改變了這一切。 

　　他被解放軍和新生的人民政權送到新式學堂，接受全新的教育，從一個懵懂無知的牧童成長為自治區(qū)的中高級干部?！耙虼四?，每年的10月1日，我都會跟親愛的新中國一起，熱烈慶祝我們共同的生日，那是我每年最高興的時候”。 

　　為什么會那么巧？這也只有群增自己知道了，他哈哈大笑著說這是我故意為之的，你們還不知道吧？ 

　　我們且聽他慢慢道來。 

　　群增說，從傳統(tǒng)上講，我們老家的鄉(xiāng)親們，過去一般是沒有給新生嬰兒記生日的習慣的，頂多在起名時，有些嬰幼兒的名字會給你提供一些關于出生日期的“線索”，但也很籠統(tǒng)，如“崗加”——下雪的時候，“南朗”——黎明時分，“亞捷”——夏生，或“潔安”——十五日那天、“尼阿”——二十五日那天，這已經(jīng)算是非常準確的“暗示”了——至于具體是哪年哪月的十五日、二十五日，那未必能說得清了。 

　　但今天，如果你稍加留意，西藏高齡老人的身份證上，很多人的出生日期自愿被記為10月1日、8月1日、7月1日，甚至5月1日、3月8日等，這當然有特殊意義了，寄托著他們對祖國、對人民軍隊、對翻身得解放的新生一種樸實、真摯的感情。而群增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恰恰是1952年10月1日。 

　　這又是為什么呢？ 

　　他說：“很簡單，很好理解，如果沒有新生的國家，沒有新生的政權，沒有嶄新的時代，也就沒有我群增今天的一切。” 

　　群增小時候逢年過節(jié)，政府都會給他家里送來面粉、油條、白糖等食物，“每次他們走后，父母都會告訴我一定要記得共產(chǎn)黨的恩情，長大了報答他們?！?nbsp;

　　群增說：“有次下大雨，我冒雨走在路上，一位解放軍走過來把衣服脫了給我遮雨，一直把我送回家，當時覺得一股暖流襲遍全身。”從那以后，他就覺得共產(chǎn)黨員是如此的高大，他在心里默默地想：長大了也要做一名共產(chǎn)黨員。 

　　群增在拉薩上大學的時候連年被評為“三好學生”，1978年，他在大學的最后一年光榮地成為了一名共產(chǎn)黨員，“參加工作以后，我始終要求自己不能平庸，因為我是一名共產(chǎn)黨員，我時刻以一個優(yōu)秀共產(chǎn)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去做好每一件事，認真對待每一件事?！?nbsp;

　　幾十年來，他先是被“金珠瑪米”送進小學上學，回鄉(xiāng)當民辦教師以后，又被送往昌都進師訓班，人生破天荒拿到“工資”了，又有機會到拉薩的師范學院深造。一個今天看來不過小學畢業(yè)水平的人卻拿到大學文憑。畢業(yè)后，作為全班僅有兩個名額，他被留到自治區(qū)首府工作，得到最好的工作機遇。參加工作以后，又被組織重點培養(yǎng)，五度送往中央黨校“充電”，并安排擔任重要工作?！斑@一切，像做夢一樣，我想把國家對我的培養(yǎng)一筆一筆地記錄下來?！?nbsp;

　　翻筆記，找朋友聊天回憶工作經(jīng)歷，寫文章，洗照片，找資深編輯咨詢，這就是群增現(xiàn)在每天的工作。他說：這是回憶，也是匯報，感謝國家多年來對我的精心培養(yǎng)，這也是對自己幾十年工作的總結，以圖不忘國家的養(yǎng)育之恩?！澳呐虏荒艹霭妫约毫糁?，給孫子孫女們讀也好啊！” 

　　群增從小好學，他從正廳級崗位上退休，參加工作46年來留下了165本學習筆記，也成為朋友間的一件美談。 

 
圖為部分筆記 

　　這些筆記本按年代分，初步統(tǒng)計的結果是：

　　一、上世紀70年代2本。大學畢業(yè)剛入行，干行政雜活較多，如出差，陪單位司機去林芝拉柴禾，去甘肅柳園接進藏大學生等，沒有詳細記錄。 

　　二、上世紀80年代19本。 

　　三、上世紀90年代48本。 

　　四、2000年9本，每本基本都寫滿了，因此總量沒那么多。2002、2003年在教育廳工作最后兩年12本，每本都沒有寫滿，因此多一些。 

　　五、2003—2007年在體育局任職期間31本，事多，記事量大。 

　　六、2007——2012年科協(xié)工作期間，事情多，記事也多，共有36本。 

　　七、2012——退休至今，共8本?？傆?60余本。 

　　八、從副處級以上到退休，由其本人起草的講話稿、述職、民主生活會發(fā)言提綱、向各類報紙投稿含記者采訪所寫專題報道等幾十篇，未統(tǒng)計。 

　　九、他還有很多自己喜歡剪貼的各種報章雜志摘文，未統(tǒng)計。 

　　十、另有一些特殊資料，如手寫私信、國民體檢資料、2008北京奧運會天安門廣場最后一周年倒計時活動門票、入場券、毛主席誕辰100周年紀念郵票等資料，亦未統(tǒng)計。 

　　老人在教育部門工作時的筆記最多，初步統(tǒng)計有36本之多。 

　　對此，群增說，我為什么記那么多筆記？簡單地說為了工作需要，為了當一個合格的人民公務員。往高里說，我當初是搞教育工作的，作筆記是為了熟悉全區(qū)中、小學這塊西藏教育工作最基本的業(yè)務，不能“一問三不知”。 

　　除此之外，筆記內(nèi)容還有一部分是摘抄各種知識和論點，如摘抄有關寫作的知識、《光明日報》《人民教育》《教育研究》等上刊發(fā)的相關教育理論觀點、《拉薩市文教簡報》《拉薩教育簡報》等上刊發(fā)的基層教育最新信息?！疤貏e是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時候，我曾有幸親耳聆聽朱镕基總理的大堂報告，也參加了冷溶、邢賁思等著名專家學者開設的專題講座，這樣的機會誰有？能不受益終身嗎？所以，我都是做了認真記錄的”。 

　　至于筆記本的得來，有自己購買的，有單位上發(fā)的，也有下屬單位（如拉薩中學）及在各廳局委參加活動時人家贈送的，如一本印著“中國移動通信”字樣的筆記本，“這本是在布達拉宮廣場上，首次北京—拉薩視頻通話時，教育廳由我負責參加，移動總公司送給我的紀念品。”他一點都沒有浪費。 

　　群增說：我曾五次被組織派到中央黨校學習、深造和培訓，我非常珍惜這些機會，我第一次去中央黨校學習就買了10冊筆記本。 

　　其中有一些特殊版本值得重點介紹。如幾本比較特殊的“西藏日記”，版本考證如下： 

　　一、制本企業(yè)為天津東升制本廠。裝訂方式為線膠包背裝訂，軟塑料皮。封面：深色長橄欖形底上印白色“西藏日記”，一種藍皮，開本36開，100頁。封面上繪有冰山（后）、牡丹花（前）。一種紅皮，開本36開，100頁，印布達拉宮，插圖內(nèi)容同上，或為西藏“委托加工”，或為企業(yè)自主生產(chǎn)并大量銷往西藏。 

 
圖為西藏日記

　　二、筆記本內(nèi)有插圖6張，應為當時西藏當?shù)財z影家作品，均未署名，應為上世紀70年代作品。圖片記錄了拉薩城鄉(xiāng)的巨變，如布達拉宮下顯眼的建筑為老“西藏歌舞團”駐地，過去是一片野狗成群的荒地，現(xiàn)在是藝術家們的“歡樂園”。圖6“雅魯藏布江捕魚隊”，估計是關于拉薩“俊巴漁村”最早的攝影紀錄之一。 

　　三、藍皮本環(huán)扉上書“獎品”字，蓋“西藏自治區(qū)教育廳政治部”公章，及主人簽名“群真”，“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所記內(nèi)容從“84年1月3日”到“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止。 

　　四、紅皮本扉頁“留言”下蓋“西藏自治區(qū)革命委員會招生工作辦公室”藏漢文公章，環(huán)扉左頁“贈言”下手書藍色鋼筆字：“招生工作留念發(fā)于八零七月十一日三所”。環(huán)扉右頁“友誼”處提“記拉薩市及各縣教育事業(yè)情況80.8.11號”藍色鋼筆繁體字。所記內(nèi)容從“80.8.11”到“89年27/1”，止。 

　　五、筆記作者當時從事教育工作。熟練掌握漢語文，自如運用藏文，漢文字體娟秀，書寫規(guī)范，頁面整潔，極少涂改。內(nèi)容多為教育工作決策經(jīng)過、開會討論工作內(nèi)容、基層調(diào)研、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和學習筆記、心得等。 

 
圖為紀念館項目辦公室工作人員來家中取走日記 

　　群增老人已經(jīng)不記得當時是怎么得到這種筆記本的，但對這種版本確有偏愛，“現(xiàn)在重新翻起來，難道不是更有那種回味的價值和紀念意義嗎？我后來想起來了，這本《西藏日記》藍皮本子是單位獎勵給我的筆記本，我珍藏至今。今年是西藏自治區(qū)成立60周年，我把這些筆記認真歸納整理，決定捐獻給新成立的西藏革命建設改革紀念館項目辦公室，他們派人到我家接收了這些筆記并給我發(fā)放了捐贈證書，以便讓其發(fā)揮更大的社會效益”。（中國西藏網(wǎng) 特約撰稿人/索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