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文教（1886—1956），1886年9月28日誕生于日本滋賀縣安云川町正福寺住持的家庭。21歲時進入京都佛教大學（今龍谷大學）學習。在該校學習期間，被日本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選派進入中國西藏留學，于1912～1916年在西藏生活了近5年。他與西藏結下的歷史淵源和經(jīng)歷成為我們回溯中日關系，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染指西藏的歷史事實，也可窺見日本藏學發(fā)展史之一斑。

　　青木文教的入藏過程

　　明治維新后，日本國力強盛，開始向外擴張，日本佛教各派也與政府的軍事侵略相呼應，迅速開始了日本海外的傳教活動。1908年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派遣其弟大谷尊由赴五臺山，拜見了正駐錫于此的十三世達賴喇嘛，雙方達成了促進佛教交流、互相派遣留學生的協(xié)議。隨后，年輕帥氣、正在京都佛教大學潛心“求法”的佛教徒——青木文教，幸運地被大谷光瑞指定為派往佛教圣地西藏的留學生人選之一。

　　1909年9月，青木文教被選為派往西藏的留學生以后，他從佛教大學退學，首先赴印度尋訪佛教遺跡。1910年2月，十三世達賴喇嘛被迫逃亡印度大吉嶺。當時正在加爾各答的青木文教，受大谷光瑞之命趕到大吉嶺去會見達賴喇嘛，獻上禮物，轉(zhuǎn)交了大谷光瑞的親筆信，確認了互相交換留學生的計劃，并向達賴吐露了自己入藏游學的愿望。次年春，正在英國游學的青木文教收到了達賴喇嘛的藏文書信，信中大意是：準備向日本派遣留學生，希望青木在歸國途中順便到印度大吉嶺。于是，青木從倫敦出發(fā)，迅速趕赴大吉嶺，再次謁見了達賴喇嘛，并希望隨同達賴喇嘛一同入藏。但當時中國內(nèi)地發(fā)生辛亥革命，一片混亂，駐藏清軍與共和新政府之間的聯(lián)系中斷，達賴喇嘛滯留印度觀察時局，他讓青木在印度等待入藏時機。在等待入藏期間，青木文教一邊學習藏語，一邊給達賴喇嘛翻譯提供各種報刊上有關西藏的消息。

青木入藏時的形象

　　1911年6月，達賴喇嘛決定返藏。1912年3月，青木文教拜見了達賴喇嘛，受贈一套喇嘛的袈裟。達賴喇嘛還給青木文教起了藏語名字“土登扎西”，并給他發(fā)放了入藏通行證。青木雖然打算爭取與達賴喇嘛一同進藏，但他的活動已引起了印英當局的警覺，所以與達賴喇嘛一行一同入藏的計劃破滅。不久達賴喇嘛踏上了返藏旅程，臨行前告訴青木，以后遇到困難可到駐在噶倫堡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處求助。

　　1912年9月8日，駐在噶倫堡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給青木尋找的向?qū)У诌_大吉嶺。次日下午，青木文教化裝成來自西藏的朝拜者，在其教友多田等觀等人的目送下踏上了進藏的旅程。青木文教選擇的是從尼泊爾東北進入西藏的路線。9月9日，他從大吉嶺出發(fā)，經(jīng)尼泊爾的伊拉姆北上，于9月22日越過齊布拉山口進入西藏境內(nèi)。因為青木持有達賴喇嘛發(fā)放的特殊通行證，因此沿途西藏地方官員給他提供了免費食宿、乘馱馬匹等烏拉。9月27日抵達定結宗，10月2日青木一行終于抵達日喀則。

　　青木在日喀則住在當?shù)卮筚F族德來繞丹的家，這也是他一年多前陪同赴日留學的西藏活佛——擦珠·阿旺羅桑（1880—1957）父母的家。在這里青木得到了擦珠活佛父母的熱情招待，并從他們口中獲知達賴喇嘛一行現(xiàn)正滯留在羊卓雍湖畔的桑頂寺。一周后的10月9日，青木離開擦珠活佛的家匆匆北上。臨行前，擦珠活佛的父母給他穿上了嶄新的藏式服裝、鞋帽，準備了途中充足的食物，還給他配備了一名隨從協(xié)助。10月15日，青木及其隨從抵達距離拉薩只有80公里的塞曲科羊子寺，達賴喇嘛一行也剛剛抵達這里。

　　10月16日，青木在擦珠活佛的陪同下拜見了達賴喇嘛。達賴的侍從長兼侍醫(yī)的拉門堪布、藏軍元帥達桑占堆等人也前來問候，贈予了青木米、羊肉、酥油及藏裝，還給他配備了一名藏族衛(wèi)兵。由于當時在拉薩的藏軍與駐藏川軍之間的戰(zhàn)事尚未結束，青木文教隨同達賴喇嘛一行在塞曲科羊子寺一直滯留到1913年初。在這里滯留的3個多月時間里，青木文教配合正在尋求變革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協(xié)助勘察煤礦資源，用藏文翻譯日本軍事操典，制作“西藏軍旗”，并與日本有關方面聯(lián)系西藏派遣留學生等事宜。

　　1913年1月12日，內(nèi)地川軍官兵經(jīng)由印度被迫撤出西藏后，1月22日，青木文教遂與達賴喇嘛一行一同進入拉薩。他被安排住在拉薩大貴族、十一世達賴喇嘛家族的彭康（彭錯康薩）家中，從此開始了他在拉薩的3年游學時光。

青木文教在拉薩

　　青木文教在拉薩的游學生活

　　青木文教在拉薩游學的3年時光里，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優(yōu)待和禮遇。他被安排住在彭康家寬敞的三層小樓的“西殿”，配備了一名僧官擔任他的家庭教師，還發(fā)給他特殊經(jīng)濟補貼。青木說，他經(jīng)常有見到達賴喇嘛的機會，為了報答達賴喇嘛的“鴻恩”，他經(jīng)常回答達賴的問題，報告從海內(nèi)外報紙上了解到的重要事件，或翻譯有關報道直接呈送給達賴。

　　作為日本西本愿寺派遣的赴藏留學生，學習西藏的宗教、語言文字是青木的重要目的之一。據(jù)青木記載，3年間每天的日程是這樣安排的：早晨7點半起床，散步1個小時后用早餐，然后學習3個小時；用完午餐后，去訪問熟人，或到郊外進行散步 、騎馬等運動；傍晚吃藏、漢混搭的晚餐，又一直學習到夜里11時。他對這種松弛的生活狀態(tài)感到十分愜意，同時也略感不安和遺憾，他曾有點炫耀地說：“如果能按照這個狀態(tài)持續(xù)學習3年的話，想必會取得豐碩的學習成果。但是，拉薩社會中頻繁的祭祀儀式上，他們沒有把我當作局外人，對此我應接不暇。我被卷進拉薩的公、私事務中，一年中有三分之一時間不得不與西藏人一起輕松卻有點懶惰地度過。此外，每個月中有一、二次是到布達拉宮、離宮等去訪問諸大臣、貴族等，每次都要花去幾個小時、半天、甚至一天時間?！?，我相信我從社會上學到的知識、經(jīng)驗，彌補了我在學業(yè)上的損失。”青木文教在拉薩的3年留學生活非常順利，他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周到的照顧，還通過與西藏上層的接觸，了解到了一般的外國入藏者很難獲取的西藏社會、政治等方面的情況，這反映在他以后根據(jù)自己入藏經(jīng)歷寫成的《西藏游記》中。

　　再說青木進入西藏不久，派他入藏的西本愿寺在財政方面逐漸陷入困境，因此于1914年，大谷光瑞辭去了法主職務，西本愿寺方面也向青木文教發(fā)出了歸國的命令。雖然青木很不舍在拉薩愜意的留學生活，但也不得不從命歸國。臨歸國前的1916年1月23日，青木在羅布林卡受到了達賴喇嘛的召見，達賴授給他“班智達”的稱號，并發(fā)給蓋有達賴印章的證書。達賴鼓勵他以后繼續(xù)學習，并為西本愿寺與西藏的關系更加緊密和實現(xiàn)“日藏親善”而努力。

　　1916年1月26日，青木從拉薩出發(fā)，經(jīng)浪卡子、江孜、日喀則、帕里、春丕、亞東，于2月末抵達錫金甘托克，在這里他會見了英國駐錫金的行政長官查爾斯·貝爾，3月底抵達相隔4年之久的印度噶倫堡。此時，原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正在西姆拉靜養(yǎng)，受大谷之命，青木在印度滯留了1年，于1917年4月返回日本。

青木文教收藏的西藏郵票

　　青木文教與日本當局的“西藏工作”

　　返回日本后，青木文教除了從事西藏研究和教學外，他參與到了日本軍政當局的“西藏工作”中。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尤其是隨著日本軍隊進攻緬甸之后，西藏戰(zhàn)略地位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此外務省以及關東軍加強了對西藏的調(diào)查和情報收集工作。在日本外務省的檔案資料中，把這項專門活動稱為“西藏工作”。1941年，外務省請“西藏通”青木文教出山，聘為“囑托”，專門負責對西藏方面的情報工作及對策。這一工作他從事了約6年。

　　1942年6—7月間，秘密策劃實施讓居于內(nèi)地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雍和宮札薩克堪布丹巴達扎，以及阿嘉呼圖克圖的駐京代表“楊喇嘛”（拉布吉）一行赴日本“觀光”是青木文教參與外務省“西藏工作”的一項重大“成果”。他撰寫的一份題為《西藏政府代表訪日成果及對西藏問題調(diào)查的看法——西藏代表招致報告》的機密文件透露，青木文教自始至終參與了該計劃的策劃、接待、陪同以及到北京迎送等整個活動，其中詳細記載了丹巴達扎一行的訪日過程。青木文教對自己策劃、實施這項工作非常自豪，以炫耀的口吻說：“由外務省邀請西藏代表訪日，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此間，青木文教還參與到日本駐華特務機關“巖井機關”的特務活動中，從事利誘藏族人潛入西藏收集情報等勾當。

年老時的青木文教

　　青木文教的藏學貢獻

　　青木文教也是日本藏學的奠基者之一，他的研究范圍不僅限于佛教，而是涉獵了整個西藏文化。他返回日本后，于1920年出版了他根據(jù)自己入藏經(jīng)歷寫成的《西藏游記》。1935年，受京都大學羽田享教授的囑托，青木在該校教授了近兩年的藏語。1940年出版了《西藏文化的新研究》； 1942年出版了《西藏的民族與文化》；作為外務省的調(diào)查資料，1945年內(nèi)部刊印了《西藏全記》；1947年刊印了《西藏語學》。戰(zhàn)后的1951年3月，被東京大學文學部聘請為藏語講師。

　　1920年出版的《西藏游記》是青木文教的代表作。該書由《進藏記》《西藏事情》《出藏記》3個部分組成，其中的中心部分是《西藏事情》，內(nèi)容涉及西藏的地理、宗教、教育、產(chǎn)業(yè)、交通、軍事、風俗民情、行政組織及對外關系等，可以說這是青木三年期間對當時西藏所做的一份出色的調(diào)查報告。著名藏學家山口瑞鳳先生稱贊說：“《西藏游記》在日本的藏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p>

　　與其他日本入藏者一樣，青木文教同樣從西藏帶回了不少相關西藏的文獻及其它資料。據(jù)日本學者調(diào)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大谷光瑞把青木文教從西藏攜歸的資料委托給住在神戶的財閥小倉舍次郎保管。1979年夏，日本民族學博物館從小倉氏那里購入了這批資料，共計142件，其中佛教圖像7件、白描6幅、佛像6尊、佛教禮儀用具27件、生活用具14件、服飾21件、書籍類（裝訂本）9冊、文獻52種（其中50種是《大藏經(jīng)》以外的藏文文獻）。從他攜歸的資料中，可以透視出20世紀初期西藏民眾社會生活的原貌，這是他攜歸資料中最具價值的部分。

十三世達賴喇嘛授予給青木文教的學業(yè)證明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青木文教在進藏途中以及在拉薩生活的3年中，用自己攜帶的相機拍攝了大量西藏風光、民俗、宗教、人物等照片。他在自己的《西藏游記》（1920年）中就選用了151幅照片（其中個別照片是受贈的），在日本“亞細亞寫真大觀社”出版的《亞細亞大觀》（1927年）中還收錄了他在進藏途中拍攝的60張照片。青木文教拍攝的這些照片成為我們現(xiàn)在考察一個世紀前西藏社會生活的珍貴資料。

　　1956年11月17日，青木文教在東京病逝，享年70歲。